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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尚谊:当代中国油画如何走出困境

原标题:靳尚谊:当代中国油画如何走出困境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观念艺术出现,装置、行为艺术盛行,摄影和计算机普及,这些都威胁到了油画的发展,但是要明确的是,这只是威胁而不是替代。

靳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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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视野与使命——北京靳尚谊艺术基金会青年教师扶植计划创作研究展”将于今年4月、5月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作为该基金会的一个专门项目,这一扶持计划从2013年起,连续三年依次从全国各美术院校、综合性院校以及师范院校中共选拔9名青年教师,以资助他们出国考察、撰写论文、回国创作,并以举办作品展的形式向社会做出汇报。在青年艺术家平台较多的当下,这样以高校青年教师为重点予以扶持的形式十分引人注目。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艺术家靳尚谊,请他以近70年的美术从业经验,谈谈对青年艺术家的期望和中国油画当下发展路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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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青年教师就是着眼艺术的未来

文化必须继承,科技必须创新——靳尚谊

美术文化周刊:北京靳尚谊艺术基金会以三年为期,持续扶助高校青年画家的初衷是什么?有何独特之处?

2016年4月1日下午,“靳尚谊:中国油画的基本现状及未来”讲座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这一天对于中央美术学院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98周年校庆,而靳尚谊先生是央美的老院长,由他来为年轻的央美学子进行传道解惑显得特别有意义。

靳尚谊:资助青年艺术家一直是靳尚谊艺术基金会的宗旨。青年教师是未来教学的主力,高校青年教师水平的提高对于中国艺术教育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他们的水准提高,才能培养和影响更多的优秀学生。此计划扶持的主要是从事油画创作的青年艺术家。油画是源自西方的艺术品种,我们希望资助他们去国外考察,每个人带上自己的课题,回到油画传统的原生地、回到欧洲油画的历史情境中,思考油画的本体语言,重新认知中国油画,并找到各自在当代油画领域的发展路径。

讲座由靳先生的学生、造型学院副教授袁元主持。袁元表示,靳先生是我国美术界集创作、教学和学术带头人于一身的艺术大家,经历过新中国的解放、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时代,靳先生面对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却总能在艺术上不为现象所惑,不为潮流所动,并敏锐地找到自己的方向,冷静前行。“靳先生有着极清晰的艺术直觉和严谨的理性思维,他总能把握艺术的要领,用艺术的逻辑持续精准发力,在当下多元而复杂的艺术环境中,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学习造型艺术的人,都很需要像靳先生这样的大家来教诲,从而理清思路、找准自己努力的方向。”

因此,除了每个人资助8万元人民币外,我们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比如考察前,每人制定详细计划,考察过程要有针对性,3个月后回国不仅要撰写论文,还要落实到自己的创作上予以检验。一方面,这9人都是经过各校推荐和艺委会考察选拔的,另一方面,在创作期间,我们艺委会的专家还专程去他们的工作室交流指导,以此保证计划执行到位和作品最终的质量。事实表明,他们都比较用功,尤其是深入的实地考察为我们国内的研究尤其是油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一手材料。接下来,就是要办一个展览,请大家看看实际的效果。

靳先生首先梳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发展脉络,指出自己的成长年代和现在学生的成长年代有很大不同。现在的学生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这一阶段是世界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在互联网时代,学生们能轻易地接触到各种信息、各种观点,这一方面给大家带来丰富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带来思想的混乱。因此,在本场讲座前让基础部搜集的问题全是矛盾和困惑,对绘画本身的问题基本没有。针对这个现状,靳先生本场讲座主要介绍油画本身的基本状况、回答油画的前途问题和如何选择专业的问题。

美术文化周刊:这9个年轻教师分别来自不同性质的高校,其专业上的定位应该是不一样的,不担心这样的差别可能影响到展出效果吗?

一生都在研究油画的基本问题

靳尚谊:我们每年选择3位教师,第一年来自专业美院,第二年来自综合艺术院校,第三年来自师范院校。其中,专业美院培养艺术家(含教师),师范学院主要是培养中小学老师,综合院校介于二者之间。应该说,他们在专业水平上还是有差别,专业院校要强,师范学院要弱。但是我们基金会一开始做这个项目时就考虑全面,尤其关注师范院校并努力提高他们的水平。事实上,我们也发现,虽然专业美院、综合院校、师范学院青年教师的创作水平不一样,但是总体上差别不大。这说明,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院校的情况与上世纪50年代已经大不一样了。特别是信息发达、交流频繁,对于经典油画的研习比过去要多得多。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体现,是大好事。

靳先生首先提到中国画和油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画种,由于西方在工业化上的主导地位,油画成为西方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通行画种,但是他认为中国画更加重要。靳先生的学习过程是和中国画相比较来研究油画的,因为他认为风格和流派是不重要的,但是画种的特点十分重要,我们要明白画种的基础是什么、基本语言的魅力在哪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界特别强调风格和个性,强调创新,但他认为油画大的创新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油画发展到现在基本形式和风格都已经具备。现在学油画要创新就是把自己的特点在画面上表现出来,个性和风格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老师教的,老师能教的是基本功和规律性的东西。油画和中国画相比,是一个写实的画种。因此,靳先生说,“写实的画种要是不会写实,就没有水平。风格不重要,风格是差别,而基础决定的是水平。艺术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每个时期的高峰我们都得承认,因为它是文化,文化必须继承,科技必须创新。文革对中国的创伤很大,我们是在一片文化废墟上成长的,前些年经济发展很快,人们急于赚钱,急于成名,很浮躁,老想走捷径,而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新的调整时期,艺术家都得重新定位。”

对青年艺术家的两点期望

靳先生回忆自己的学习过程,他本科没有学习油画,当时在绘画系,主要创作形式是年画、连环画、宣传画,课上主要画水彩、素描、线描,50年代才开始接触油画。中国油画也是在50年代才有了一批多人物的情节性绘画。中国革命博物馆在1961年开馆前的筹备阶段组织了两批历史画创作,画家包括罗工柳、詹建俊、靳尚谊等人,靳先生的《送别》和《十二月会议》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一创作模式出现后,美院设立了创作课,有了一个标准的创作过程:确定题材-搜集素材-草图-素描稿-调整画面-颜色稿-放大后定稿。改革开放后,这个严格的过程被取消了,有一段时间对现实主义也有一个排斥心理,但是这种多人物的情节性绘画是西方油画的一个基本样式。

美术文化周刊: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为什么我们的艺术发展包括油画仍然“有高原没高峰”?您认为,特别值得对青年教师提出哪些忠告?

靳先生把中国油画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上半叶,为引进阶段;二是建国到文革结束的向苏联学习的阶段;三是改革开放到90年代末;四是90年代末至今。在后面两个时期,中国油画的发展状况比较复杂。文革后,一代人信仰破灭,思维方式难以转变,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转移到学术斗争上来,出现批判写实主义的思潮。但靳先生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素描和色彩的基本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变的是风格。他表示,自己在六十年代基本解决了素描问题,直到文革后才解决了色彩问题。

靳尚谊:现在美术界的情况很复杂。同样一件作品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美术界的标准乱了。为什么高峰出不来了,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好坏的标准没有统一。只有标准统一之后,才可能出现高峰;否则,高峰难觅。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靳先生在改革开放后前往欧洲考察、美国探亲,他在欧美的美术馆博物馆大量观看原作,发现自己的体积没有到位。在美国一个画廊,他为后来的代表作《塔吉克新娘》做了一个试验:画一个头像,把面一层一层推过来,用古典画法使边线很清楚,但是一点一点地转过去,这样一来,画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厚度就出来了。回国后又画了两张人体习作,最后创作了《塔吉克新娘》,在国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评论家称为新古典主义,其实就是解决了体积问题。从80年代开始,靳先生对于油画的追求一直在变化,从古典到油画和水墨的结合再到近期的平面和线,但基础一直没有放松,“我一生都在研究油画的基本问题。”

所以说,对于青年艺术家我有两点期望:一是重视专业基础的研究和学习。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提倡创新、反对基础”特别需要警惕。从艺术角度讲,基础决定水平,而艺术上的创造是个性、风格的反映,这是不能教、因人而异的。因此,艺术的标准与科学技术的标准是不同的,近些年对于个人创造的价值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也因此多起来了,但文化方面还没跟上,关键在于艺术的标准不清晰。上世纪50年代时出版界、艺术界等对于好东西的标准都是清楚的,那时能出版的画作几乎都成为后来的经典。但后来庸俗的东西一多,人们逐渐辨别不出好坏了。比如在美术教育领域,“文革”前我的所有老师对于画面的格调和品位是极其重视的。现在很多课堂上似乎都不讲这些了,就讲个性。但是个性与风格是平等的。这人是这种个性,那人是那种个性,你能说谁的个性不好吗?风格也一样,你能说古典的不好、现代主义的就好吗?加强基础学习,这里的专业基础指的是全面的,一张素描画得好不好,原因很多,不仅有画得准不准的造型问题,还包括构图以及整体性、生动性等问题,这里是有技术标准的。

油画前景良好,文化必须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