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微尼斯人手机版长安画派中的陈笳咏_艺术家资讯_雅昌新闻

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可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在传统文化被解构、中西文化相碰撞中,在外来文化强势侵入和国人主动向外求取所构成的西风东渐的浪潮中,各种学说思想相交汇,各种艺术形式相融合,形成了万马齐喑的艺术时代,而中国画也被这样的形势打乱了自律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画抵抗、接纳、解构并重新组合,最终重新确立了自身。回顾这一百多年的中国美术史,我们发现,不仅有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等大师级的画家,同时也出现了改写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各类画派,如长安画派。近年来,研究画派成为近现代美术史学的热点。在这一研究课题中,目前还有许多工作可做,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我们将画派及相关的人物契入近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与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关键细节和真正迷人的问题,在这里还是空白并等待深入挖掘。但可惜的是,研究者往往热衷于讨论某个画派中领军人物的生平及艺术上的成就与得失,甚至还有人热衷于探究其私人生活的某些片段,却没有投入精力来关注其他相关人员的贡献与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这种遗憾将随着参与者、见证者的离世而最终成为绝响。

长安画派的研究也有这样令人担忧的问题:翻检目前的文献,我们以往的讨论,多是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为主,近年来又把余光投射到方济众、李梓盛、康师尧身上,甚至把赵望云的弟子黄胄、徐庶之等也纳入到长安画派研究之中。而研究者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长安画派的确是因赵望云、石鲁等的影响而成名,尤其是颇有争议的石鲁。但真正的长安画派不是一个孤立的仅仅由上述六位画家组成的群体,而是一个由诸多画家于上世纪50年代起在陕西省美协共同学习讨论中逐步形成的,并最终因1961年由上述六位画家在北京举办国画习作展而形成的称谓。长安画派固然是一个以地域为名的画派群体,但地域性决不是其标志,它的艺术主张与艺术创造力才是其真正的灵魂与归宿。因此,我们在讨论长安画派的形成与发展的史实时,不仅要关注成名者的历史,同时也应该挖掘其他人的历史。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画派才会逐渐丰满起来,丰富起来,也会越来越真实地呈现出来。在这个学术关怀下,许许多多当年参与长安画派艺术活动的人将逐渐进入到历史的视野,如被我们渐渐淡忘但却被誉为长安画派第七人的陈笳咏。陈笳咏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理论思考文章,也留下了丰富的艺术作品。在其渐行渐远之后,长安画派的一个见证者、参与者、实践者、思想者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纵观古今中外的艺术史,如果说我们往往记录的是大师史的话,那么20世纪中国美术史也不例外,在关于长安画派的叙述中,都是关注赵望云、石鲁、方济众、何海霞这么几位杰出的画家,而忽略曾经和他们一起共创辉煌的其他人物。历史就是这样,只是记住少数人的丰功伟绩而遗忘或遮蔽多数人默默无闻的奉献,正如黑夜之中常人只能指认月亮和那几颗最亮的星星,而难以说出那无数的同样也是发光的星星。如果没有众星捧月,那夜幕上空的月亮哪有今古的神采?如果没有熠熠生辉的群星,又哪有灿烂的星空?20世纪中期陕西画坛上的长安云集了许多画家,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和发展革命文艺事业的抱负,开始了艺术和人生的新的征程。陈笳咏就是其中之一。

陈笳咏、石鲁 上来一道走 1953

陈笳咏(1926-2004),原名嘉墉,山西吉县人。陈笳咏于1949年6月参力口革命,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从事舞台布景的设计与绘制,制作了《白毛女》、《红旗谱》的全景。就资历而言,陈笳咏参力口革命的时间比石鲁晚十年,而年龄只比石鲁小七岁。1940年,21岁的石鲁就到了延安,先在陕北公学院学习,后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历任宣传股长、美术组长和舞美设计等职。1949年7月,石鲁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今全国美协)执行委员。而此时,陈笳咏则刚参力口革命工作,面对石鲁这样的老革命,陈笳咏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尽管他受过很好的基础教育,少年时就能背诵唐诗宋词和古文,并能用文言文写作,还迷恋于何绍基的书法,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院校的教育。与石鲁相比,他还缺少在延安的经历,缺少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由此也就缺少了一个能够立身于新中国的革命关系网。当然,这是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来看,也都是基于当下的判断。虽然石鲁一直是陈笳咏的领导,但是陈笳咏和石鲁先后在西北文工团工作的经历,不仅为他们在血缘上找到了内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基于此的相互关联也建构了一个长安画派内在的系统。

陈笳咏和同时代的许多画家一样,在具体工作中的补习,在实践和创作中的提高,同样打开了一条走上艺术的道路。基于工作的需要,他从连环画、年画、宣传画、插图等大众美术形式起步,开始进入到美术创作的领域。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陈笳咏的艺术处于一个急速发展的时期。

陈笳咏,山西吉县人,原名陈嘉墉,1926年生于山西太原。陕西省著名的国画家、书法家、美术理论家。曾任陕西省美协创作委员会主任、《美术通讯》主编、石鲁艺术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国画院特邀画师、陕西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创始人之一。陈氏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陈观光,清光绪二十九年考入山西大学堂西斋。曾任山西绛县知县,因不满官场腐败,无意仕途,后任川至医学专科校长,专心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蜚声医坛,遂成为山西省一代名医。在这样的家庭教育背景下,在陈父的督促下,陈笳咏从五岁起吟诵唐诗,并开始描红习字,其间对故事人物发生兴趣,时常默画,到十余岁时已背完《四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笳咏随家人移居故乡吉县。1939年至1946年间,入山西省立第二联合中学学习,其间酷爱英语,并在极其艰苦的学习条件下,坚持背诵唐诗宋词与古文,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功底。此间,陈氏着迷于晚清书法大家何绍基的书法,书艺水平有较大的进步。其后,改学颜真卿书法,每日坚持临池不辍,为日后的书法艺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6年高中毕业时,因铁路中断未能报考大学,遂入初创立的吉县中学任首任英语教师,并兼任美术课教学,为其后成为美术工作者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952年,陈笳咏调到《西北画报》社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而石鲁正是《西北画报》社的社长。陈笳咏在两年的时间内创作了十余套连环画。这一时期,全国的美术界正在执行文化部的指示,开展新年画创作运动,陈笳咏积极投身其中,创作了年画《学文化》等。同时,他在1950年结识石鲁的基础上,开始了与石鲁在美术创作上的合作,共同创作了《上来一道走》。

陈笳咏 女儿的女婿来了 1954

1953年是陈笳咏艺术道路上的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的11月8日,西北美协召集在西安的国画家30多人举行会议,成立了国画研究会,这是长安画派在新中国开始吹响的集结号。这一年,陈笳咏创作了国画《老饲养员》、《收获》,参加了由西北美协主力举办1954年10月19日开幕的西北第二届美术作品观摩会。此为他走向中国画创作的开端。1955年,他所创作的《女儿的女婿来了》又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直到1959年,他创作的《打谷场上》、《麦收时节》,其中国画的造型和笔墨不仅融入到当时的主流风格之中,而且在线条方面也显示了较深的书法功力。

1949年开始,随着全国解放的脚步力口快,23岁的陈笳咏于6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从事舞台美术的布景设计与绘制工作,大型的舞台史诗剧《白毛女》、《红旗谱》的舞台全景工作全部由他完成,是其从事专业的美术工作的第一步。此后,他创作了《一根扁担》、《周师傅》等连环画,并于1951年与时任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兼任《西北画报》社社长的石鲁相识。次年,陈氏正式调入《西北画报》创作室搞专业创作。从此,他与石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共同探讨艺术,相互鼓励。1953年,他与石鲁下乡兴平县,合作完成年画《上来一道走》,并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1954年,在西北大区撤销后,1950年成立的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即改为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赵望云为主席,石鲁、张寒杉为副主席,陈笳咏和石鲁、李梓盛、刘旷、方济众、修军一起成为美协最初的业务干部,可见当时他在长安画坛上已经有一定的地位。

陈笳咏 打谷场上 68cmX96cm1959

应该说,从1952年调入《西北画报》开始,就决定了陈笳咏的艺术道路,也决定了其艺术命运。此后,十数年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各种运动也曾经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艺术家们的正常生活与创作,但陈氏与许多没受到太大冲击与迫害的艺术家一样,还能有时间去学习,去体验生活,去创作,这也是陈笳咏的第一个创作高峰,虽然多数题材都是以配合与关注时事主题为主,创作形式也多为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等,却是他专业从事绘画艺术的十五年。此间,陈氏曾与著名版画家修军合作木刻门画参展,并一起到陕北体验生活;与李梓盛赴陕南体验生活,创作木刻《绿化》参力口全国美展,并载《美术》杂志,著名美学家王朝闻曾点名赞赏此作品。1958年,32岁的陈笳咏创作了年画《幸福生活》,被文化部定为全国重点发行美术作品。同年,他在西安市解放路主要执笔完成二十余米壁画,反映大跃进,并精缩为纸长幅画,参加了同年的莫斯科青年画展。1961年,陈氏创作木刻《丰收》作晶,参加人民公社好全国美展,并发表于《人民日报》专版。

如果陈笳咏继续一路前行,那么,他在创作上的叠加一定会在长安画派中增加比重。因为从美协西安分会所订立的1955年创作计划中可以看出他在当时的地位,其中情节性绘画18幅,赵望云、石鲁、刘旷、修军、陈笳咏等五人各完成3幅,方济众完成2幅,李梓盛完成1幅;小品创作共80幅,赵望云、石鲁、刘旷、修军、陈笳咏、方济众各完成10幅。显然他在当时的陕西美术创作队伍中排在第一阵营。可是,这一年的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同年,陈笳咏被卷入到漩涡之中。因为他1948年于西北大学肄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从1948年3月到1949年5月,曾任陕西保安司令部政工处上尉科员、西安警备司令部政工处上尉干事,既画幻灯片,也为《陕保半月刊》画插图。仅这一年两个月的履历,1956年5月22日经中共陕西省委五人小组甄别定案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他没有隐瞒这段历史,而是早就作过交代,作为从宽处理而被内部控制使用,从此他不仅失去了许多创作的机会,而且因此远离国画。而这时中国美协西安分会成立,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通讯》创刊,时任协会创作委员会秘书兼展览工作室主任的陈笳咏转任该刊的编辑。于是,陈笳咏一方面因为历史反革命的问题而失去了继续创作的机会,另一方面因为做编辑工作而陡增了对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以致在绘画道路上出现了转身和改道。他开始大量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及苏联美学理论,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还专攻哲学。显然,他也是希望通过学习来改造自己。

从上世纪50年代始,受中苏友好关系的时局影响,学习苏联的文学名著、读苏联美学理论书籍、唱苏联歌曲成为一种时尚。天性敏感多思的陈笳咏在认真研读苏联美学名著的同时,对相关的哲学经典也下了一定的功夫。尤其是1957年陈氏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北分会创作委员会秘书兼展览工作室主任,并同时任《美术通讯》编辑之时,有诸多的时间与力对美术问题、哲学问题等进行研究与思考,这也使他对创作规律有更为深层的认识。1959年,陕西美协在长安县举办为期半个月的创作讨论会。其间,石鲁主讲并由陈笳咏记录整理成《新与美》一文,发表于1959年《思想战线》第12期。这篇文章的主旨思想,是石鲁在1956年夏季和赵望云一同被派赴阿联参加国际艺术会议期间,石鲁在艺术展览研讨会上以《关于艺术形式问题》为题做的大会演讲内容的补充与延续,文章中许多重要的观点成为长安画派艺术主张的先声。

随着第二届全国美展的举办,《美术》杂志于1955年5月刊发了《关于国画创作的发展问题》和《关于国画创作继承优良传统的问题》,陈笳咏也开始思考创作中的一些问题,随后写了许多美术评论。就这样,陈笳咏在石鲁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同时,又一手伸向创作,一手伸向理论。而这时长安画派开始酝酿成形,其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也需要专门的人才,陈笳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开始了脚踩实践和理论两条船的路程。这时的陈笳咏已经不能和石鲁他们一起在中国画方面为长安画派出力,只能在外围,在理论上造势,同时在繁重的美协展览工作之余转向木刻,既转移视线,又避开锋芒。

陈笳咏 关中麦场 67cmX70cm1981

版画虽然有着延安的传统,曾经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战斗作用,可是,版画随着新中国的转型,像古元那样光耀延安的重要版画家都转向了水彩画的创作,则表明了版画已呈强弩之末的态势。然而,版画毕竟有着它能够在新中国傲视其他画种的基因,所以,各种展览活动仍然不断。对于画家来说,陈笳咏的进入版画创作是多了一条参力口展览、发挥作用和自我表现的渠道,毕竟石鲁也是从版画起步,陈笳咏不是在补课,而是以此来摆脱政治帽子的阴影,但是,他确实也看到了版画独特的表现力。或许是因为在美协创作室和版画家修军等在一起的关系,或许是在版画强大势力的影响下,陈笳咏既和修军合作年画《丰收》,又开始深入到木刻领域,在版画创作上表现出另一方面的才华。1959年,陈笳咏创作的木刻《绿化》参加第四届全国版画展,这一产生于表现人民群众的英雄时代中的作品,属于本次展览中78%的新人之作中的一幅,与其后创作的木刻《丰收》都是他这一时期在版画创作方面的代表作。直到1963年,他还创作了《春暖》参加陕西美协举办的农村生活画展。

1974年,被转为下放到铜川陈炉陶瓷厂的陈笳咏迎来艺术旅程中另一件大事:因铜川灯泡厂建设而发现宋代窑炉,并决定复仿制宋代耀州青瓷。陈氏有幸参与设计了诸多青瓷创新的造型。此外,陈氏还根据古耀瓷标本探索出耀瓷的刻花工艺,发明了新式拐角刻刀,培养出第一批优秀的刻花能手,至今师徒相传,成为耀州窑的一段佳话。

1978年,52岁的陈笳咏彻底得到平反并重新回到陕西省美协工作。次年,《美术通讯》复刊,陈氏任主编,开始专攻写意花鸟,直到2004年病逝。

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美术版图上,1949年7月21日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此后各省市相继成立美协分会,美协就成为推动美术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因为美协与各地分会之间所建立的垂直关系,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美协权重一时,影响巨大,从发布指示到落实执行,从组织展览到发动创作,尤其是以全国美展为代表的大型展览,还有国画、版画等各画种的年度展览,创建了推动美术创作和展览的系统,极一时之盛。

就在陈笳咏离开国画创作的时候,石鲁创建并主持了美协西安分会国画创作研究室。此后石鲁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了《转战陕北》,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延河饮马》,而《南泥湾途中》,《东方欲晓》也产生于这一时期。1961年9月23日,由全国美协举力、的《西安国画研究室习作展览》在北京美协展览馆开幕,吴作人称这一展览在1961年的展览活动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而全国美协则为这一展览专门召开了由王朝闻主持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方济众、王朝闻、叶浅予、石鲁、关松房、华君武、华夏、吴作人、李苦禅、李梓盛、李琦、何海霞、郁风、秦仲文、康师尧、蔡若虹。《美术》第6期用了近9个版的篇幅以《新意新情》为题发表了座谈会记录,这样的规模在这一时期是绝无仅有的,强力推动了长安画派的崛起。之后石鲁又携此展到南京、上海、杭州巡回展出,长安画派之名由此也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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