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写风貌今胜昔:评夏理斌油画作品中80后的时代精神

在我看来,在中国当代艺术如此多样化以及与整个国际艺术状态的相似性不断增强的今天,朝戈的艺术在两个方面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他仍然尊重绘画,相信绘画这种人类久远以来的艺术语言仍然拥有不息的生命力,今天的画家要做的是如何“实现某种绘画曾有过的令人尊敬的特征”。在各种新的媒体不断被运用的今天,艺术中的图像创造日益蜕变为图像的挪用、拼接与复制,艺术诉诸人类精神的价值也日益被大众文化的通俗乃至庸俗的表达所置换,这种人类文明进程的危险不能不是一种现实。在这方面,朝戈是一个清醒者,他所致力于的“新的绘画”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画家的责任意识的体现,也由此使我们思考经典的艺术样式在今天的文化情境下如何“再生”的课题。第二,他不仅是一个绘画的信仰者,而且是一个精神的信仰者,特别是一个从艺术敏感者走向自我升华的精神信仰者。在对艺术的历程进行过思考后,他有过很形象也很精辟的比喻:一些艺术属于“视网膜艺术”,例如油画技法在欧洲成熟之后便日益变成了人对自然的模拟,“使油画接近了视网膜,也即接近了眼球这个透明晶体所看到的那种自然视界的世界”。由此分析当代艺术,他认为那些直白浅显地宣泄个人情绪以及以媒介更新为思想革命的艺术潮流表达的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人们在视觉上习惯的那些光滑的、人工化的表面,”“而我的艺术正是走向相反的方向,寻求古老艺术中那些具有时间穿透力的特征”。“我所做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创造与这个世俗时代等同价值的东西,而是更为深远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我把目光投向人类的总的历史并从中获得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在今天普遍浮躁的社会文化心理中,朝戈的这种“信仰”显然只是微弱的声音,但却是坚定的带有穿透力的声音。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情景中,他对人、人性、人的价值的独特体验与思考,无疑也是一种艺术“个人性”与“当代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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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如靳先生提倡从中国油画艺术补课的意义上来研究现代主义绘画,还是具体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对当下艺术问题所主动选择的语言和形式来看,油画艺术的深入研究应从几个具体方面来展开:图像内容、风格特征、语言媒介。
归根到底是要解决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问题。

这个世界就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不仅用伟大的心灵与纯真的伦理本能来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他们还以理性思维在感性中体现自身的信仰。这种追寻的思维使心灵脱去束缚的外壳,得以在更高的领域内驰骋,俯视浮华的世界。当艺术家不单纯依靠眼睛而依靠情感和理性把握与描绘对象世界之时,世界的存在景象就会焕发出自由的光芒。朝戈的艺术,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温暖的艺术,它的背景中包藏着对人性的希望。”

朝: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有一种同一性,比如出现一部有影响力的电视剧大家都会看。社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原有的同一性降低了。我一直在寻找知识界和艺术界的关系,相信现在还有。但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各个行业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对价值的认识也让我感到很遗憾,大家好像不怎么关心更高级的问题了。

  按绘画制作程序与方法,有间接技法、混合技法、直接技法。间接技法是最具代表性的欧洲古典绘画技法,丹培拉即为其中之一。画家通过单色线条勾勒形体,再施以透明颜色罩染。这种画法早在3千年以前就运用于埃及墓室壁画。后经罗马传入欧洲,盛行于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都曾使用过这种绘画方法,并创造了许多优秀作品。如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天顶画《创世纪》就是其中一例。16世纪以后,蛋彩画逐渐被油画所取代,其方法几乎失传。至20世纪,一些欧美画家如A·怀斯、维克内尔等又重新发现了蛋彩画的特殊魅力,使这种古老的绘画方法重放光彩。

朝戈是出生于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他的名字在蒙古语中是“火”的意思。这种民族身份和他在草原地区生活的经历,使他的性格具有一种表面寡言而内心充满激情的特征,并形成一种超越事物表象而探究本质的秉性。内蒙古草原宽阔的自然景象滋养了他宽阔的胸怀,他对自然之美拥有歌吟的热情和理想式的向往。而他进入现代都市—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之后,他的思想和情感则显出冷峻的本能,希冀超越现实的际遇,在描绘的事物中寄予像自然那样单纯的本质。这种追求实际上也就是他在艺术上对“人性”这个主题的最初关切,他曾说道:“我感到真正对人自身的、根本性的思考,就像处在干涸的沙漠中的生物面临荒漠和孤立。这个世界已在迅速地物化。我想,艺术应该能够探及人的精神生活,探及那些精神和感情的根本冲突,才能成为现在所能产生的最好的艺术。”

朝:这要看你的视野是在多大范围。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的一个转折阶段,思想文化占很重要的位置,大家会问什么是对的?我们不能忍受什么?我们的希望是什么?用我当时的艺术进入这个语境是恰当的,所以上世纪90年代我的作品也比较情绪化,对当时的时代、艺术界适应的表达方式都有挑战。但这个时代过去了。10年之后,社会改变了,出现了无聊,我们被消费的、金钱的、享乐的庞大世界包围,所以我这10年的艺术也有相应的改变,作品呈现出和这个世界非常明确的对立关系。我认为艺术家不是社会的被动反应者,他们会渴望同这个无聊的世界对抗,渴望展示一种大众没有的东西,这是我这10年的艺术里很重要的部分。人们不一定能立即识别到这些信息,但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和关系里,可以看出针对性。

  八十年代的中国绘画鲜明地体现出艺术家作为社会文化代言人的批判意识和启蒙精神。先是”伤痕”、后是”反思”的宏大叙事,以及各种反映整个时代社会变化的主题和题材,都对应着人们解脱思想禁锢、张扬进取精神的需求,以反映现实的文化态度和真诚表达的情感内涵赢得了社会的注目。

艺术的历史往往被描述为各种样式不断涌现而又不断更替的过程。在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的艺术尽管还没有退入历史的空间,但如同这个国家从政治体制到经济模式、从社会形态到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迁一样,它所经历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就像是历史的浓缩—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艺术的“现实”主要是由艺术的各种“历史”同时重现而构成的。对来自西方的异质文化的接受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交织在一起,催生出极为多样化的艺术观念与表现语言,由此构成中国当代艺术令人迷幻的视觉景象。

朝: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对良知、秩序的思考,并应努力形成一定规模的影响力。可是目前我们国家知识分子完全被边缘化了,导致现在我们的基础文明建设有问题。

  进入新世纪,如果说之前种种艺术潮流及实践主体的艺术家们因其参与到社会时局和种种运动中,而早早被鲜明的进行了以时代划分的区隔塑造,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世代更替是否还是那么突兀?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艺术家在面对全球化和消费文化时,他们的态度并不是像先前各个时代的画家那样的排斥或是冷眼旁观,而是主动迎接这种挑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改革开放这个大历史时代的亲历者,种种幼年的教育和社会理想正在自己身上发生。革命、战争、饥饿、贫穷,这些以往的体验完全被温饱、教育、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掺杂乌托邦与社会真实的语境所替代;另外他们又被集体无意识的整体包装成所谓的80后一代人,更多面临的是媒体分众宣传的策略。如选秀等大众娱乐节目,按出生年代的特殊体验划分为不同世代,实施不同的营销手段。与其说80后一代人崛起的逻辑是以往60、70年代人的顺延,倒不如说是全球化背景下催熟的现代性的产物。

在欧洲之行中,对于壁画和建筑的关注,使朝戈感叹于古代艺术所具有的“质朴而伟大的感染力”,尤其是壁画所体现的欧洲古典绘画高贵的精神性,使他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极度个人情绪的表达,转向了人类普遍精神性的探究。这种转向的具体体现是他在绘画媒介上的改变,从1998年开始,他放弃油画媒介转为使用坦培拉技法。这种古典的绘画技法能很好地传达欧洲古代壁画的平面性和厚重的历史感。比起油画技法的密实、光洁以及逼真的色彩,坦培拉技法使画面的色度降低,具有一种浮雕般结实的质地感,又有一种似乎可以呼吸的透气感和比油画更为细腻的视觉效果。在不断的实践中,朝戈的绘画达到了一种整体的“统一、节奏和协调性”。他所描绘的对象显出持重、内敛而沉静的神情,色彩表现更细微,使观者在画面中体会到一种精神的专注和心灵的静谧。现在,在他那里,绘画的过程不再是宣泄情绪,而是平稳地注入情感,使质朴的绘画语言与单纯的精神形成视觉的真正关联。

记者:你怎么看写实绘画在当代的意义?

  任何画家都是站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选择自己所熟知的对象来加以描绘。临摹和学习前人并不是要解决当时的问题,而是回到以往的真实语境,把这种特殊时期形成的语言来表达当下的现实问题。为自己的创作提供新颖的艺术语言和独特的个人风格。从80年代出生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教师夏理斌创作的丹培拉风格的肖像画可以看出来,他对这种形式语言与精神内涵做了有益的尝试。从其艺术实践表现出这种综合性研究的新趋向。

朝戈在初涉绘画之际就对古代埃及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十分着迷。2000年他有机会作欧洲十国之行,此次行程使他重新认识了欧洲艺术,特别是真切体验了欧洲艺术的起源。在欧洲视觉文明的遗产面前,他感到了“一种强大而雄厚的力量”,认识到永恒与象征的意义,而埃及艺术那样具有形式意义的造型语言,令他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撼感和敬畏感。驻足于人类宝贵文明的古代艺术面前,他重新思考了“西方艺术的总关系,比如埃及和希腊艺术的关系,希腊艺术和欧洲艺术的比较,以及两河流域艺术的特性”,也重新思考了有关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关系。对于人类质朴时代艺术的偏爱,在本质上对应了朝戈内心一直探究的绘画本质问题,特别是人类精神的本质问题。历史总是在经历尘蔽之后才能孕育新的诞生,精神永远都是历史的,只有精神才能知懂历史。透过单纯的表象之外观照存在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现在存在着,过去存在过,将来还将存在—这种依附于人的心灵的向往实是人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包含着善良的意志、爱的信念以及对于真理、公正、平等的追求。在朝戈的心灵世界中,正是秉持了这种信仰,才使得他在艺术创作中获得了一个新的立足点,由此而不断前进。任何一种东西的外在形态都会消逝在尘世上,只有作为精神动力的信仰本身才能把过去、现世与未来相连。

朝:我们会面对生活很大的干扰,经常会觉得你想做的事情实际上被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力量排挤到非常次要的位置上,所以对现在的工作状态不太满意。当然这是个普遍的问题,世界太躁动,所以我在中国美术界算是隐居状态。我试图养成每天都工作几小时的习惯,但因为出差或别的事情这种连续性经常被打断。

  丹培拉不单单是一个画种、一种媒剂,更是一个概念。正如文艺复兴大师用真实的人物来替代以往的宗教故事中的神明从而表现人文精神一样,丹培拉绘画也具有内在语言和外在形式的双重属性:在语言上包含了一种浓厚的宗教情节,但它的外在形式上并非仅仅是彰显神迹的镜像。蛋彩画具有色彩鲜明、层次丰富、描绘细腻、适于长期保存等特点,它的调配方法、绘制过程有很复杂的技巧性。掌握其画法需要耐心、细心和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其较复杂的制作程序和呈现出的独特效果,更重要的是其大多描绘的宗教形象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给人的直观印象并不是那种古典主义时期的浓重的气氛,如伦勃朗的自画像,而是一种特定的图示语言,要求对所画对象的精神世界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夏理斌和他画中的人物一样,用亲身的体验聊写80后的时代风貌。艺术家自述约500字……

每一个画家都有他自己关于“最好的艺术”的理解与追求,朝戈的绘画历程就伴随着他对绘画到底是什么的深层追问,这也正是一个学者型画家使命感的体现。他的艺术观可以称之为“社会心理学”型的,他要做的是让绘画“与人的心理生活、心理活动及最深刻的社会存在”发生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他以蒙古族人为素材,创作了《牧民的儿子》、《盛装》等作品,借助特定的民族形象,画出了普通老百姓身上蕴涵的朴素的品格,在刻画人物心理性格的同时,他自己的性格也在所画的人物中透溢了出来。

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朝戈怀着热情回到呼和浩特,也把锡盟和呼伦贝尔的好风景走了个遍,就这样一路行走一路画素描,晚上就睡在蒙古包里。虽然物质条件很艰苦,精神上却感到充实,也让他对追求多年的艺术提出了疑问:从客观价值上来说,艺术在历史中能起到什么作用?这是个所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思考过的根本问题,每个艺术家在每个阶段的答案也可能很不相同。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与思索,朝戈得到了自己的答案:艺术能记录人们有过的宝贵情感、体验生命曾经经历过的对一些特定事物的感情经验。绘画不应该停留在事物外部去叙述事件或记录历史,而是要直接进入人的精神内部,这样才能抓住一些更直接的目标,才能适应时代。从这以后,朝戈对艺术的基本看法一直没有改变,精神性、情绪、内心冲突成为他作品最明显的特征,而对这些问题的关怀也使他具备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创作于1989年的《红光》和2001年的《太阳》中,朝戈为画中人物选择了同样地姿势,双眼望向远方,一手举过头顶,好像是去触摸朝阳迎面射来的光芒,这个姿势和人物平静坚毅的表情以及画面整体氛围的营造让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动作姿态,更获得一种无畏的、向上的精神力和仪式般的庄严感。这种传递正是朝戈所谓的精神性的一部分。

《百里东路》布面丹培拉 120x120cm 2018年 夏理斌

在进入21世纪后的这几年里,朝戈的绘画愈发显现出内在力量与视觉传达的一致性,可视的形象成为了一种种精神的形象。他仍然描绘人物和风景,人物仍然是草原上的人和城市里的人,风景也仍然是草原的风景或都市的风景,但在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已不再是刻画的重点,人物的造型也从倾斜转为平稳端庄、表情沉静,我们很难在他(她)们脸上确切地读出那表情后面的真实含义,但我们却可以透过如浮雕般的壁画形式的画面感受到一种精神的持久与历史的厚重感,我们看到的既是属于个性化的人的存在,而这种个体又被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性所渗透。这与朝戈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作品所表达的意境大异其趣,虽然同样是关于人的写实肖像画,但无论在构图、色彩、绘画语言上,还是画面的情绪上,反映的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状况,画面由瞬间的个人情感宣泄到注入情感的转变,正是艺术家本人由不确信、怀疑、矛盾转化为不可抗拒、不可置疑的追求精神信仰的过程。

记者VS朝戈

澳门微尼斯人手机版,  而到了九十年代,以刘晓东与新生代美术为代表,对当时的诸多巨变做出近距离的视觉反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了更为快捷地巨大变化,对全球化经济体系的逐步融入,特别是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急剧转型,都导致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情感状态的明显改变,形成了新的现实文化氛围和土壤。作为新一代的画家,刘小东的绘画对应了这种新的时代特征,从对现实的直接表现和当下的处境的揭示显示出他鲜明的时代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