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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考察报告

当代文学难掀海外图书市场波澜

2016年12月,中国出版集团与匈牙利罗兰大学文学院合作成立中匈翻译出版中心,双方将开展翻译互译出版合作,中版集团将在罗兰大学设立汉学和中国文学翻译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奖学金,培养匈牙利翻译人才。这是继11月中版集团由谭跃总裁率领的代表团考察调研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三国以来取得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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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作品走红未能形成规模效应

整个2016年,中版集团组织旗下出版社的骨干力量,赴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书展等国际大型书展进行业务交流与洽谈,还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组团考察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波兰、塞尔维亚、泰国、越南、阿联酋、斯里兰卡等国的文化与出版机构。通过与各国同行面对面的切磋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与各国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各国对中国出版物的需求以及翻译人才建设等方面,为中外出版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为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的进一步相互融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彰显了中版集团国际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本文选取了部分出访代表团成员做的报告并进行整理,希望为读者了解这些国家的出版市场并制定相应的对外出版策略提供参考。

中国文学英译已走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历程,我国几代外语学者为之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效果始终不如人意。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却往往被忽略了。首先是我国译者对目标读者的接受力不够了解,因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不够灵活;其次是翻译之外的宣传推广做得不到位。当然,个别外国译者随意增、改、删中国文学作品最终导致失去读者的现象不在讨论之列。

  谈起麦家海外走红的原因,“运气”,成了很多新闻报道、专家学者口中的关键词——几乎所有出版人、文学研究者都对此大呼意外,连麦家本人也连称“碰上了”。 

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

原文 :《文学外译,道阻且长》

  其实,这种反应并不奇怪。近些年,中国当代文学中能够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作品屈指可数。大部分作家的作品似乎只能在国外汉学界的小圈子里兜兜转转,难以在大众图书市场掀起波澜。除了2012年莫言因获诺奖而名噪一时外,近几年能够真正在欧美市场走红的,就只有2005年创下当时海外版权交易记录的《狼图腾》等极少数作品。 

培养翻译人才 打通版贸通道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 朱振武

  显然,上述几位作家、几部作品的走红,更像是零敲碎打,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市场概况

图片 |网络

  莫言的获奖极大提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信心,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莫言自己,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似乎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增长。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文学研究者,都对当代文学走出去期望很高。“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但实际效果与预期和投入还是存在较大落差。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困惑,中国当代文学“出海”不畅,问题到底出在哪?

罗马尼亚的图书市场规模约为8000万欧元,人口不到2000万,出版社单品种图书盈亏平衡的销量为3000册左右。该国排名靠前的出版社在图书市场居强势地位,出版社向实体店和网店的图书供货价格没有差别,图书定价制规定新书在上市一年内不能打折销售。

一冷一热两“红楼”,个中原因在变通

  析

匈牙利的图书市场基本由三大出版集团垄断,三大集团间合作较少,常常联合小出版社共同完成选题。匈牙利出版商协会主席所在的科舒特出版集团是一家有着71年历史的出版企业,曾经出版过莫言的《蛙》等中国作品。由于匈牙利市场较小,印刷技术也不够成熟,因此多选择在中国印制高端图书。科舒特出版集团每年有25~30种图书在中国印刷,每种印量在5000册左右,目前还没有固定的合作伙伴。

《红楼梦》的英译就是个典型的案例。《红楼梦》已经正式出版的英文全译本有十一种,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两个版本,一个是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斯和徒弟约翰·闵福德的译本,另一个是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的译本。然而这两个在中国国内备受好评的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待见却差异很大。

  中文图书出版处于弱势地位

分析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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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推广项目缺少评估机制

中版集团代表团2016年11月参加了第23届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在书展上举办了现任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的自传《跬步千里》中文版新书发布仪式。该书在罗马尼亚由排名前五的旧院出版社出版,销售达14万册。中国作为此次书展的主宾国,以阅读中国为主题,设立了350平方米的展区,展览图书约2000种、3000册。在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代表团与当地教师和汉学家进行座谈交流,还举行了罗兰大学中版集团图书专柜揭牌仪式和图书捐赠仪式。

英语世界学术圈对霍译本的认同程度大大超过杨译本,霍译本的馆藏量及亚马逊购书网读者评分也高于杨译本。杨译本大多数放在高校图书馆,仅为一些东亚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者所查阅和参考,而霍译本则为更多的普通英语读者所接受。其实这原因并不复杂。杨译本偏于直译,学术界称之为归化,也就是更加忠实于原着;而霍译本侧重意译,学术界称之为异化,也就是尽量为读者考虑。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隔阂是国内出版社在参与国际版权交易、进行国际图书市场推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第一关”。

代表团认为,与罗、匈、捷三国进行版权合作应从几方面着眼:一,出版合作要与国家外交战略紧密结合,形成良性互动。当前,罗、匈、捷三国与中国的友好交往,为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出版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出版合作在注重文化交流的同时,也要使用商业化的运作手段,遵循国际市场的基本规律。东欧剧变后各国的出版机构均已私有化,因此更需确保合作方的商业利益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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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又很难回避。”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经理陈建军坦言,很多好作品蕴含的民族特色,外国读者既很难理解,也不感兴趣。

二,选书应有长远眼光。由于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国人口基数小,在其有限的语种覆盖范围内,大多数从中国引进版权的图书很难取得经济效益,因此在版权合作之初,应从长远考虑,选择符合我国文化战略和适宜当地读者阅读需求的优秀作品,对出版费用和翻译费用提供资助,实现在当地的顺利出版。

杨宪益认为,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过分强调创造性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改写文章了。戴乃迭在1980年接受澳大利亚《半球》杂志主编访谈时也曾开诚布公地表示:“读者不爱看,因为我们偏于直译。”当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忠实于原着的直译也会越来越容易为英语读者所接受。葛浩文对莫言、姜戎和刘震云等中国作家作品的忠实翻译在英语世界顺利得到接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要让中国好的文学作品打破文化的隔阂,赢得海外读者的青睐,必须先将中国文学作品推向国际图书市场。陈建军透露,他们在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的过程中,常常感到对同一部作品存在理解上的巨大差异。

三,加强翻译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翻译团队,大力培养翻译人才,将大大有利于版权的国际推广。位于罗马尼亚首都的布加勒斯特大学设有汉语专业,曾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罗马尼亚受到关注并翻译引进,出版商希望能够引进更多此类作品,加大对中国作品的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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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差异源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地图上的边缘地位。“在国际图书的版权交易市场上,中文图书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外国出版社并不重视中文图书,更不会积极地评估和研究。”在国际图书市场闯荡多年的麦家作品英文版权代理人谭光磊总结道。

四,加强中国作家的宣传力度,为版权输出提供畅通渠道。部分汉学家反映不太了解中国知名作家的基本情况,有时要从第三国获得中国作家的版权,导致出版成本较高。目前他们通过译言网了解中国图书出版情况。

莫言

  翻译是打破文化隔阂、沟通中西交流的桥梁。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葛浩文、陈安娜、蓝诗玲等寥寥数人,目前既被中国作家信任又能够得到西方读者认可的翻译家少之又少,这无疑成为了制约当代文学出海的又一瓶颈。

波兰、塞尔维亚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的主要英文译者葛浩文名声大噪,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首席翻译家”。有人认为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英译是“连改带译”,甚至是“改写”,因为葛浩文对原文做过删减或调整。

  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刘乔看来,翻译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在海外营销成功后才会涉及全书翻译,而且整本书的翻译由海外出版社‘钦定’译者。对于国内出版社来说,海外营销才真正是横在面前的一道坎。”刘乔说。

童书及有声书亟待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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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海外营销,人才是关键。考虑到文化的巨大差异,拥有国际视野、外语优势的版权运营人才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成为各出版社炙手可热的红人。

市场概况

但事实上,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英译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非常忠实于原文的。他本人也说自己在英译中国文学时“倾向于直译”,以“更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在翻译《丰乳肥臀》时,葛浩文对带有浓厚地方文化特色的俚语、典故和歇后语基本上都采取了异化手法,但很多情况下还是采取归化法。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从阅读效果出发,归化和异化手法并重,掌握好其中的度,是葛浩文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的主要理念。事实证明,葛浩文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