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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 蒋介石步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图片 1竞选对手主要是桂系军阀李宗仁。选举前,为了让代表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照片2000张,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检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先生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就在蒋介石连吃败仗、目怵心惊之际,民怨高涨,他在国民党内的威信也随之不断下降,美国政府对他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图片 2蒋介石与李宗仁
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桂系”首领李宗仁,是北伐战争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北伐前致力两广统一,奠定北伐的基础,促成北伐。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未果。
李宗仁一千多根金条参加竞选
19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召开了两次“国大”,1946年的“国大”在近代史上叫“制宪国大”,1948年的“国大”叫“行宪国大”。蒋介石的“总统”和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就是在1948年的“行宪国大”上选出的,因此这一年又被称为“行宪年”。
总统和副总统选举是“行宪国大”的一个重要议程,以蒋介石的权威和地位,当时国内没有人能和他竞争总统的职位。但蒋介石不能一个人唱独角戏,据说蒋介石当时有意于精通西方民主、宪政的胡适先生,但随即有人指出,“蒋中正”和“胡适之”两个名字排在一起,意思是“蒋中正往哪里跑”,显得很不吉利。于是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居正便出来“挑战”,“蒋中正”、“居正”两个名字排在一起煞是好看,这对于笃信神明的蒋介石来说,自然感觉好多了。居正一生信奉民主和法治,晚年仍不放弃宪政的理想,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却也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和苦楚,这种情绪在他选举期间的日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早起,见报公告候选总统人名单,余以一零九人之提名,与两千四百余人蒋公并列,摆布得太不相称。有人嗤为傧相,有人笑为陪席,总之可谓找不着第二人,亦可哂也。(1948年4月16日)。”
在这种情况下,居正不可能也无心思去提出什么竞选纲领和施政大纲,据新闻媒体报道,有记者问居正:“有何政见?”回答:“无。”问:“总统应该做什么?”他说:“守法足矣。”再问其他,则“笑而不答”。居正的回答颇有老庄“无为而治”的风度,他当时的心情正如其在一首小诗里所言:“开张竞选说无为,不犯猜嫌也发疑。毕竟庸庸浑不识,时行物兴又凭谁。”
1948年4月19日,蒋介石以2430票顺利当选。与总统选举的波澜不惊相比,副总统的选举倒是波诡云谲、剑拔弩张。国民党内竞选这个位子的有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此外还有社会贤达莫德惠和民社党的徐傅霖。此6人中,以李宗仁和孙科二人最具实力,属最热门人选。众所周知,国民党内蒋、桂两大派系一向矛盾重重,蒋介石自然不支持李宗仁,他最为中意的人选是孙科。其实对于李宗仁的参选不只蒋介石不满,桂系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巨头皆不理解李宗仁为什么要冒蒋桂冲突的风险,去竞争毫无实权的“副总统”一职。他们建议李不如改选“监察院院长”,以免与蒋介石撕破面皮。
然而李宗仁的态度却十分坚决,他对白、黄的建议毫不理睬,仍照旧进行竞选活动。其实李宗仁参加竞选,有着极深的政治背景,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并不了解内情。据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先生回忆:“李宗仁所以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1947年9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汇报中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声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这段文字传达的信号十分清楚,司徒雷登这时已经向当局举荐李宗仁以取代蒋介石,这也足以说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
美国政府的态度使李宗仁备受鼓舞,李认为蒋介石必然失败,这次竞选如果成功,遇到合适机会即可同中共和谈收拾残局。也就是说,李宗仁要在副总统的位子上等待机会,准备从蒋介石的手中接收国民党的军政大权。蒋介石对李宗仁的这个想法了然在胸,因此想尽办法极力阻挠。李宗仁也不示弱,仅竞选费用即投入了1000多根金条,并与党内另外两名候选人程潜、于右任协商建立了同盟。经过4轮投票,最后李宗仁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李宗仁之所以能够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挠最终当选,程思远认为主要不是“得自金钱的助力”,而是“当时对现状不满和反对CC这两股主流,恰巧为李宗仁用上而已”。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立夫的认同,当时“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很多代表对中央很不满意,本来他们不会去帮助李宗仁的,那时对中央不满的都去帮助他了。中央不希望李宗仁被选出来,大家偏要把他选出来”。陈立夫所说的“中央”指的其实就是蒋介石,蒋的反对恰恰正是李宗仁获胜的原因,这个结局恐怕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
李宗仁为什么输给蒋介石
一九二八年,李宗仁主政湖北。当时王世杰、李四光等鄂籍知名教授筹建武汉大学,请李宗仁予以支持。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的内战其实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军头们也都尽可能把金钱用在自己的军队中,以确保立于不败之地,然而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几乎所有军头都不敢轻视教育,不敢不在教育上投资。
李宗仁是新桂系的首脑人物,当然也是一个军头,或者说是地方军阀。他从当时极其紧张的军费中拨出二十万,又让新桂系控制下的湖北省政府拨出相同数额,给王世杰等人用以建设。武汉大学校舍壮丽,与当年建筑经费充裕有很大关系。建国之道,首需人才,这是李宗仁全力支持武汉大学建设的初衷,也是他用以争取人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李宗仁主政湖北时期,曾是新桂系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其军事力量之强大要远超过蒋介石。
可是在随后短短两年时间里,李宗仁就败在了蒋介石手下,不能不退回广西,也就此结束了由他手中统一中国的梦想。李宗仁总结自己的失败教训,是军事没有问题,但是政治不行,后者是他败给蒋介石的主因。民国时对“政治”有一个很通俗的说法,称之为王霸之术。它包含的内容非常庞杂,既有中国古代的合纵连横,也有近代学自于西方的政治哲学。当时钻研这门学问的人很多,有文人有军人甚至包括大学教授,比如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就既是教育家,同时也是政治活动家。
军头们对政治智囊的争夺非常激烈,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成败。李宗仁虽然支持王世杰建立了武汉大学,也知道要培养和招揽人才,但他还是没争得过自己的对手,王世杰成了蒋介石的幕僚,蒋介石的很多重要决策都来自于王世杰。
武汉大学建国后的第一任校长李达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武汉大学由王世杰创世,到建国后由李达主持,或许也可以被看成是时代思潮更替的一种象征。

参与副总统竞选的人与于右任的做法大相径庭。如李宗仁给每个代表供一辆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包上几个大旅社、酒店,只要是代表身份,不管认识与不认识,都可住进去,每天早晚宴席相待,一律免费供应。行政院长孙科、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二人天天摆酒请客,给代表发纪念品,许诺,拉关系。各地代表每天收到请柬的应接不暇。代表是上帝,副总统竞选者和他们拉同事、拉乡党,拉同学,拉亲戚,拉同宗……设法为自己拉选票。而于右任却靠一支笔,一张纸,待在家来竞选。有人劝于右任别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动,可以找财团借款活动,于右任一一谢绝。他告诉友好说:我相信民众,我相信自己,成与不成,看民意吧。

  蒋介石面对危局,下了一步挽回之棋,曰“实行民主政治”。那便是召开被称为“民主之基”、“宪政之阶”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法,选举总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向来受到人们的非议。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受到中共的激烈反对,拒绝参加,称之为“伪国大”。中国民主同盟等也拒绝参加。那次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眼下,蒋介石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以表明这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  

明天就要投票了,于右任突然派人给各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饭店对到来的代表即席演讲道: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了……

  蒋介石这人,骨子里嗜权如命,表面上却是谦谦君子。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大会召开之时,蒋介石便曾发表这样的演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更不能像过去二十年一样担负繁重的重任,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这一回,蒋介石又显得很谦虚,他表示在“国家未能统一”之前,“决不竞选总统”而只“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总统候选人的五项条件:  

国民政府选举开始。投票采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先生得到493票,即遭淘汰。选举结束,几个代表找到于右任安慰,冯自由感慨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能不失败呢?这失败原因全是我们这些人昧于世情造成的。”

  一、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  

第二天,继续投票,于右任准时出席。一进会场,风度飘逸,豁达大度,全场代表起立掌声10分钟不息,表示对他的钦佩之情。最后,孙科、程潜等相继淘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当选总统。于1948年5月20日,在南京总统府举行了就职大典。

  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  

于右任虽然没有当上副总统,但其清贫、廉洁、清正、儒雅、豁达的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做人典范。

  三、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  

君子之交

  四、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